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当代社会的现代疾病。溃疡性结肠炎出现在西方的19世纪，“局限性回肠炎”于20世纪30年代进入医学行话。在整个20世纪，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率在西方国家成倍增长，包括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且主要是在欧洲血统的白人群体中。随着IBD在世界各地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出现，21世纪迎来了一个新时代。新兴工业化国家采取西方的做法，西方世界的疾病——例如IBD——已经出现。
亚太克罗恩和结肠炎流行病学研究（ACCESS）小组证明IBD在亚洲地区增加。该协会在2011年和2013年之间制定了以人群为基础的亚洲（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澳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患者队列和一个西方国家（澳大利亚）的对照队列。2013年ACCESS的首次公布报告IBD在亚洲的发病率1.4/100000。虽然这一发病率是澳大利亚报告的发病率（24/100000）的一小部分，这一公布证实了IBD在亚洲多个国家存在。来自这项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在亚洲诊断诊断为IBD的患者与北美或澳大利亚的个体诊断相似吗？换句话说，IBD在亚洲的发病机制独特的吗？比如生活在亚洲的患者将共同地经历不同的自然病史，对药物的反应，同时需要手术吗？
这个问题由Ng等人在《Gastroenterology》杂志上给出了解答。应用规范化操作流程和基础设施，2011年到2013年间确诊的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在诊断的前18个月（中位周期）接受前瞻性随访以描述表型进展，药物使用，和预后（例如，手术）。在大多数情况下，免疫调节剂和抗肿瘤坏死因子的处方，以及手术的需要在亚洲和澳大利亚相对类似。
虽然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是具有多种不同表型的异质性疾病，来自这项研究的发现提示IBD性质在亚洲和西方是相似的。之前研究也有支持这一观点的。多项研究已经证实，从IBD发病率低的国家移民到高发病率国家的第一代后代与高发病率国家的人群进展为IBD的风险一样或者增加。这一观察提示进展为IBD不完全受种族驱动。此外，最近发表的文章证实IBD的主要易感基因在诊断为IBD的西方和亚洲患者之间是相似的。而且，很多IBD环境环境风险饮食在东方和西方也相似；特别是，在东方和西方母乳喂养已经被证明能带来对IBD进展的普遍保护。然而，在不同国家之间也观察到一些差别：例如，在亚洲，ATG16L1或许不是一个易感基因，吸烟可能不会增加克罗恩病风险。尽管如此，整体模型显示亚洲IBD与具有某些细微差异的西方世界相似。
尽管IBD预后在亚洲和澳大利亚相似，某些差异还是值得注意的：与澳大利亚患者相比较，在亚洲诊断为克罗恩病的患者更为迅速地进展为狭窄或者穿孔并发症；此外，在亚洲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中可观察到较为晚期的疾病程度。虽然在亚洲确诊的患者中，这些差异可以通过表型异质性来解释，方法学上的局限性也可能会发挥作用。在IBD患者的招募中，晚期进展可能反映出一种选择偏差。由于相对较新的IBD在亚洲出现，不能诊断为IBD的患者可能面临治疗障碍，医学意识缺乏，而且会延误诊断。例如，较轻微IBD病程患者可能不会诊断为IBD，而这种偏差表现可能倾向于一种严重表型。
在21世纪，西方世界的IBD患病率约为0.5%，北美和欧洲约百万人承受IBD痛苦。IBD与混合患病率相关，由于年轻的发病年龄，低死亡率，以及缺少治愈，一种慢性疾病人群数量呈指数上升。预测模型显示，生活在北美的IBD人群数量在未来10年可能增长近1倍（Coward等人，摘要，2015；美国胃肠病学会，夏威夷）。管理IBD的直接费用为数十亿美元，这是由间接成本放大的，比如工作效率损失。从2000年开始生物制剂时代提高了生活质量，使得IBD住院和手术稳步下降；不幸的是，生物制剂的成本是巨大的。由于疗效的强大证据和毒性低风险，生物制剂处方已被广泛采用；此外，生物制剂在疾病早期时间被处方，在试图达到黏膜愈合时剂量频繁递增。实际结果是处方给生物制剂的IBD患者比例逐年增加。结合复合患病率，生物制剂的应用增加将对西方世界带来重要的经济影响。
虽然，IBD在亚洲的患病率正在增加，目前患病率仍然低。尽管如此，亚洲正在发生的变化将有可能在未来10年转化为患病率稳定增加。亚洲国家正在变得越来越城市化，产业化，和西方化，其中规定了环境对于IBD发展的影响。随着专业治疗和治疗传递的改善，对于IBD的认识和诊断将会有所改变。此外，即使是低的患病率，生活在亚洲的IBD患者绝对数量仍然很高，因为亚洲国家的人口规模很大（例如，中国2013年是13.6亿）。增加患病率和自然人群增长的实际结果意味着亚洲国家应该预测到生活在亚洲的IBD患者绝对数量将很高。实际上，在未来10年，亚洲国家可能出现与生活在美国和欧洲一样多的IBD患者。
来自Ng等人发表在《Gastroenterology》杂志的研究结果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提示生活在亚洲的IBD患者的预后可能与那些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人群相似。这意味着随着IBD患者数量在临床实践中增加，亚洲的胃肠病学家可以关注欧洲和北美以直观地了解他们临床在未来10年的演化。这项研究的结果证实，至少在短期内，亚洲IBD患者需要同样积极，复杂，和昂贵的治疗。举个例子，虽然相比亚洲，皮质类固醇在诊断1年内应用在澳大利亚更常见，而免疫抑制剂和抗肿瘤坏死因子药物的处方相似。克罗恩病诊断1年后手术在亚洲（8%）和澳大利亚（12%）几乎一样，报道的手术风险在以人群为基础的西方世界也一致。然而，溃疡性结肠炎诊断1年后结肠切除术风险在亚洲（1.1%）和澳大利亚（0%）低。随着这一队列进行随访，我们将了解到亚洲IBD预后是否仍然与西方相似或不同。直到这些数据可用，随着更多与IBD患者有关的医疗资源广泛应用，亚洲国家应该为IBD不断上升的负担做好准备，包括门诊，急诊，住院，和手术。此外，生物制剂的普及将可能亚洲国家的支付成本。最终涉及的影响可能随着国家之间的社会经济情况而变得有差距。通过不断了解IBD的变化，亚洲国家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以缓解IBD负担，这是他们将来面临的问题。
西方国家管理IBD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很多以证据为基础的指南存在支持着管理IBD的各个方面。如果来自这项研究的数据保持真实性，这些方法也可以在亚洲采用。此外，应用来自亚洲的新数据同时整合西方数据可以建立一种模型来预测未来10年IBD患者的医疗保健需求和亚洲社会的经济成本。为了追踪预后，我们建议亚洲国家提倡采用电子监测系统，这种系统已经有效地应用于西方国家的卫生服务研究。此外，为降低对生物制剂需求的创新方法也应该继续探索，特别是对不能公平获得生物制剂的国家而言。这些可能包括优化生物制剂选择的生物标记物，确定达到缓解的最低剂量，以及停药的标志。最后，在亚洲IBD患病率上涨的风口浪尖上，注重预防IBD进展的研究可能也是重中之重。
